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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的影象

我还没有去过温州以前,似乎就已经很熟悉温州了。


    很久以前,温州可能还有红灯区,俗称“头毛店”。不像现在,没有头毛店,却到处有发廊。这些发廊在白天是理发店,晚上是按摩院,到了深夜就是“头毛店”。在闽语中,“头毛店” 好像就是“理发店” ,但是,温州话里“头毛” 是“婊子” 的意思,所以骂人“婊子养”就说 “头毛儿、毛头囡” 。外公经过红灯区,看见同乡在一家头毛店里被一个头毛拉住“磨麦” 一样,可能欠头毛钱。那人见外公,高声呼救:“老谷,快救我!” 外公穿着那个时代的学生装,看起来有点象革命党。所以妓女就放了那个老乡。


    很多人因去妓院而得了杨梅疮。梅毒是葡萄牙商人于1505年带入广州的,方鸿渐说过,只有鸦片和梅毒这两件西方文明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。尽管老听见大人们责骂不断挠痒痒的小孩说:杨梅疮生起罢!温州的街头巷尾、公共厕所、车站码头贴满了“淋病+梅毒” 一针见效的广告,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有谁长梅毒的,只是听人说很可怕的。


    对温州的印象,还来自爷爷给我讲的一个故事。他小时候去温州城里,那时候的温州,还没有抽水马桶,大清早的时候,各家都将马桶搬到家门口,掏粪工人挨家挨户的过来倒粪便,有时候还顺便给清洗马桶。那天,爷爷起了个早,看见掏粪工人过来,双手乌黑,刚刚清理过好多马桶。这时买大饼油条的推车过来,他就拦住买了一个大饼,用大拇指和食指拿了大饼吃了起来。爷爷看见了觉得很吃惊,这么脏的手怎么可以拿大饼吃呢?他看着掏粪工人吃那个饼,一直吃到靠近手指,然后扔掉。於是他恍然大悟。不过他说,这样吃大饼很浪费。


    然后就是父母亲带我去温州,安澜码头、五马街给我的印象最深。我们在安澜码头下船,在码头的路边饭店吃一碗稀饭,两个大馒头或者白面包(我们说的馒头和面包跟北方人正好相反,馒头是面包、面包是馒头,所以我在南开大学的食堂里买两个面包的时候,面包师傅就给我两个大馒头) ,还有一碟菜咸。母亲很惊奇的说,安澜码头饭店里的菜咸也很鲜甜。她一直不知道是怎么烧的,直到很久以后,烧菜时自己也大量使用味精,才醒悟过来,原来就是在咸菜里加很多的味精。村里的人都说味精由蛇肉做的,多吃有毒。我想,怎么有那么多蛇可以用来做味精的呢?直到很久以后,我看到温州双鹿味精厂墙上画的麦穗,我才知道这种“山头人讲朝廷” 的说法没有科学根据。乡下人道听途说朝廷上的事情,有时候言之凿凿,比如前段时间说邓小平的儿子偷运大量黄金到美国,在美国买下一条街。这种说法是很可笑的,但是后来听到“资本外逃” 之类的词后,也就感叹乡下人形像化、具体化的能力特别强。把所有****形像化为邓朴方,把资本外逃具体化为黄金和在美国买一条街。日本人发明了味精,但是据说他们自己不用。我到了英国,发现这里的人也不用味精。只有在中国超市才找得到很小袋子包装的香港产的味精。我只买过一次,后来再也没有买过。炒菜不用猪油,因为很少见到猪油,都用的植物油,加点盐,就这样。尽管味精不是蛇肉做的,但是多吃了确实有毒。味精的化学名称是麸氨酸钠,麸氨酸是氨基酸的一种,因为味精含有百分之十三的钠,所以跟食盐一样,也是钠的来源之一。如果一次吃太多的味精,其中的麸氨酸容易扰乱体内的氨基酸代谢平衡,而造成面部潮红、头晕、无力、心跳加速等不适现象。外国人到中国餐馆吃饭,往往会有这种症状,所以这种症状被称为“中国餐馆症” 。为此,我又一次感叹我们村里人的朴素的智慧了!

    

    就沿街逛,东看看,西看看。信河街的街名据说来自“信口开河”这个成语,因为信河街商店里的老板们都信口开河,这当然是玩笑。但是,一件白衬衫可能会开价三百,最后三十块出售。我在温州师范读书的时候,就花了二三十块钱买到一双纸板做的“牛皮鞋”,那是真正的纸板做的,因为两三天后天降暴雨,鞋子在水里浸泡后马上就糊了。一直到五马街,我就很累了。我对母亲说,我双脚酸痛,腰也酸了。父母亲笑了说,小孩子怎么会有腰呢?这句话实在没有逻辑,简直闭着眼睛说瞎话。明明白白我是有腰部的,怎么说没有腰呢?


    於是父母亲同意回去的时候,在五马街和解放北路的路口乘公交车。於是母亲给我说起第一次到温州时乘坐公交车的印象。说车子到了五马街和解放北路十字路口,就停下来了,母亲问:为什么停下来了?旁边的乘客说:交车。母亲不知什么是“交车” ,那人解释说,另外一部公交车要从五马街方向开过来。但是母亲并没有看到什么车要开过来,而是等了好一会儿才看见一辆公交车拉长了喇叭晃晃悠悠的开过。1956年,温州只有4辆公交车,仅开辟2条线路。一条线路停下来让另一条线路的公交车先过,就好像等待火车穿过铁轨,等好久才看见火车呼啸而过一样,这样谨慎小心实在是很可笑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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